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里,作者给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病态的中国社会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群病态中国人的真实面貌。
在这一群病态人物里,有着一位看似不太起眼,但对改变阿Q生计有着不可磨灭“功勋”的女人。
她就是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吴妈。
对于疯狂渴望女人的阿Q ,吴妈的出现无疑是他感情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他无心去听吴妈给他讲赵太爷家的“家庭秘事”,甚至也顾不了吴妈的“脚太大”,而先是“放下烟管,站了起来”,继而“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并且笨嘴拙舌的说出了引火烧身的话:“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此话一出,招惹祸端,真是“祸从嘴出”!此时,同为奴才,同被剥削的吴妈竟然像一只受到惊吓的母狗跑向了自己的主人,“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她的这一“跑”一“嚷”一“哭”,给阿Q当下带来的灾难是秀才的“三击闷棒”,接踵而来的是地保提出的五项“霸王条款”,直至最后断了阿Q在未庄的生路。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吴妈也是杀害阿Q的众多帮凶中的一个,对于她我们应该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1333337616462可恶的成分多余可怜的成分。
其一,她是虚伪奸诈的。
她和阿Q同是奴才,同被剥削,同病相怜,同处一境,按理说,他们应该有共同语言,可以坐下来谈谈怎样挣到更多的钱,怎样从容对付赵太爷的盘剥和压榨,但是她对于自己奴才的命运似乎非常满意,所以开口闭口赵府的事,对于吴妈来说,赵府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当疯狂痴想女人的阿Q跪着向她求欢时,她像一头受到惊吓的母狗奔向自己的主人,然后狂吠一通,招来主人赵秀才对阿Q的棒击和驱逐。
她试图通过自己的狂吠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似乎自己是一位品行洁白无瑕的圣女,而阿Q是一位满脸破皮无赖的流氓。
殊不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的正经有谁知道呢?只不过是那个“将近五十岁”“也跟着别人乱钻”的自作多情的邹七嫂从旁说了句“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看看帮她说话的人,就能猜出一二分了。
其二,她是冷漠自私的。
当阿Q笨拙的求欢,一时令她很“寂然”,接着“愣了一息”“突然发抖”,最后“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她竟然没有顾及到阿Q的感受,此时的阿Q也觉得自己错了,惹了糟。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
此时的她,只顾及到自己仿佛生命史上有了污点,而没有想到人去屋空后的阿Q作何感想。
这个时候后的她不应该跑去赵府找少奶奶告状,哪怕当即给阿Q脸上一个狠狠地耳光,做到息事宁人,也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何必小题大做,断了阿Q的生路,“穷人应该最了解穷人”,而她冷漠到了极点!其三,她是一位喜欢搬弄是非的嚼舌妇。
吴妈尽拿赵府的家庭秘事来说给阿Q听,幸亏这个时候的阿Q不太在乎她说什么,要不借阿Q嘴巴传出去,吴妈吃亏是迟早的事。
“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窥一斑而知全豹”,吴妈的确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嚼舌妇。
其四,她是一位麻木而缺乏同情心的看客。
在盘剥阿Q的战利品中,她只分到了阿Q破衣衫的小半部分――“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这令人恶心。
自古就有“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何况是阿Q的破衣衫呢?如果她真是一位地道的贞洁烈妇,见到阿Q乃至与阿Q有关的一切,应该躲之唯恐不及呀!她竟然最后也去看阿Q游街示众,因为阿Q“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冷酷麻木到了极致。
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典型。
他是流浪雇农,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对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麻木健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欺的不平。
自他复杂又充满矛盾,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现实的不满表现出朦胧的革命要求,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影响。
他的主要性知格特征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使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道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望采纳。
看看转贴的文章,或许有益.为“吴妈”辩护近读《说“吴妈”》一文(见《光明日报》1986年3月23日“东风”副刊),文章对《阿Q正传》里吴妈其人颇多揶揄。
作者认为,由于“愚昧”或“某种传统观念在作怪”,吴妈“忘记了她与阿Q是同类”,甚至“成了阿Q的‘敌人’”。
说明这个论点的论据是:吴妈拒绝了阿Q的求爱,还向赵太爷打“小报告”,结果不仅使阿Q当即遭到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痛打,而且“为阿Q的走向死亡,推了一把力,不管这力是多么小”。
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吴妈的悲剧!”鲁迅在《俄译本“阿Q正传”序》里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倒觉得,《阿Q正传》里的吴妈,未必如前文说的那么令人讨嫌。
抱着切磋琢磨的态度,我想于此为吴妈一辩。
阿Q求爱被吴妈拒绝,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说吴妈向赵太爷打了“小报告”,似乎与事实不合。
《阿Q正传》里写得明白,当阿Q突然跪倒向吴妈求爱时,“一刹时中很寂然”,接着是吴妈的一声“阿呀”,之后她就“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可见,问题一经发生,吴妈便呼天抢地,惊动四围,不由得把事情公开了,并非打什么“小报告”。
若据“小报告”一说再加引申,断言阿Q的罪状里有一条“乱搞男女关系”,要吴妈为阿Q的死承担责任(虽然很小),那就更是冤哉枉也。
因为,照鲁迅的描写来考究,阿Q的死因就是“造反”,并无片言只字说到所谓男女之情,这是不好靠猜测来认定的。
吴妈是赵府的女佣,阿Q是赵府的雇工,二者属于“同类”,想来彼此是知道的。
他俩能用舂米煮饭的机会在灶间随便谈闲天,阿Q敢于也乐于向吴妈求爱,即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不要忘记,阿Q是那个时代的阿Q,吴妈也是那个时代的吴妈,这就使本属“同类”的他们,在心灵上有所通又有所不通。
譬如,阿Q为饥寒困顿所迫,后来终于神往于革命,一心想投奔“革命党”;吴妈却不曾有过这样的觉悟。
又如,阿Q有勇气冲破“男女之大防”的禁锢,坦诚到过于鲁直地向吴妈表示爱情;吴妈则为此而惊恐万状,把这件事看得极为严重。
如此等等。
自然,倘若为阿Q着想,吴妈即使不同意他的要求,亦当注意保密,最好不要张扬。
可惜,此乃强人之难,是吴妈做不到的。
我想,对于这个辛亥时期寄人篱下的乡间寡妇说来,这里确有“某种传统观念在作怪”,大概还可能有怕伤“风化”而失掉饭碗的顾忌吧。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好,虑及生计问题也好,吴妈的一言一动,都是合乎情理的,别样的种种设想,反倒不符合生活的真实。
这就说明,吴妈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悲苦境遇和精神创伤,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
明乎此,我们就应该把愤怒的谴责集中指向戕害吴妈的吃人的旧社会,而把同情给予这个卑微而不幸的女人,就像我们同情阿Q一样。
《说“吴妈”》一文中还说,吴妈嫁给阿Q,其实很好,阿Q造反若有所获,必定不会亏待吴妈,而会使她成为“造反的受益者”。
这些推论固然也算一种看法,但阿Q的造反毕竟没有成功。
我们姑且假设阿Q造反成功了,他还会不会喜欢吴妈呢?这恐怕也武断不得。
《阿Q正传》里有“革命”一章,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于革命成功的美妙憧憬,其中就有一句值得注意的涉及吴妈的话――“可惜脚太大”。
以现今劳动者的审美观点看,大脚当然比小脚好,而阿Q当时的意见却偏偏相反。
小说中这个不大为人理会的细节,艺术地表现了阿Q之所以为阿Q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同样是无法随意去改变的。
阿Q式的造反尽管失败了,他的革命要求确实代表了吴妈的利益。
吴妈不爱阿Q虽然同造反无关,但她并非“反对革命”,实际是对革命不理解。
而要说对革命的近乎正确的理解,阿Q自己也差得远,于是就难免要“大团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软弱和不彻底性,使人振聋发聩,灵魂为之颤栗。
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阿Q们吴妈们共同悲剧的根由所在。
不从《阿Q正传》广阔而深邃的时代背景上认识其中的人物,说吴妈是“造反的受益者反对造反”,这就是一种不很妥当的评论了。
我完全理解,《说“吴妈”》是一篇随笔杂感式的文字,其立意主要不在分析《阿Q正传》的文学形象,而是着眼现实,借题生发,企望助力于正在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1333231616663进行的改革大业。
作者的这个初衷,当然是好的。
但问题在于,文章对吴妈的评论欠准确,它的说服力就不能不因此而减弱。
杂文也是一种创作,可以夸张,可以想像,甚至允许给旧典以新解。
然而,对于名著如《阿Q正传》里的人物表示臧否,还是要注意把握原作的基本精神;如果带上主观随意性,就可能影响立论的科学性。
《说“吴妈”》一文的缺憾,大概就发生在这里。
至于说到当前的现实,应该承认,生活中确实存在改革的受益者不理解改革以至非议改革的现象。
不过我以为,对于这种现象,也要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视之为“反对改革”。
要促使这些人转变,离不开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最终还取决于改革的实践。
鲁迅不就说过,“冷笑家的赞成,是在改革见了成效之后”吗?(孙士杰 选自1986年4月27日《光明日报》。
)。
微信号 LMJX5588
添加微信 享专属策划师1对1定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