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为什么会有县令求婚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

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

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

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

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

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

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

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

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

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

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

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

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

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

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

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

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

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

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

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

“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

《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

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

《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

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

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

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

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

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

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

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

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

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

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

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

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

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

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

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

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

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

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

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

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

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

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

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

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

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

“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

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

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

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

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

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

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

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

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

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

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

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

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

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

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

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

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

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

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

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

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

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

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

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

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

“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

《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

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

《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

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

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

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

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

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

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

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

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

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

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

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

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

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

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

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

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

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

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

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

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

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

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

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

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

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

“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

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

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

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

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

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孔雀东南飞》赏析精解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它收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

《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作者不详，全诗340多句，1700多字，主要写刘兰芝嫁到焦家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

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

从汉末到南朝，此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被加工，终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婚俗中的寡妇再嫁 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

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手来看，这主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多德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

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

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蔡文姬就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也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而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

到了汉末，婚姻十分重视门弟，县令、太守都为儿子向刘兰芝求婚，除上述原因外，也有门弟观念。

由于人们的种种私利原因，寡妇不嫁反而受到种种欺凌。

《潜天论。

断论著篇》讲，汉末那些欲守贞节，洁身自好的寡妇，如果遇到不仁不义的大伯小叔，不仁不义的兄长和弟弟，这些人有的是了聘礼（物），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为了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

而那些寡妇为了抗争，有的在房中自缢而死，有的在嫁车上饮药而亡。

刘兰芝被兄长逼嫁，投入清水池，以死抗争，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

七夕 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这个节日大致开始于西汉时期。

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其中“初七”即指七夕，每逢七月初七，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

按汉时习俗，这一天要晒衣服和书。

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

七月七日，为牛郎织聚会之夜。

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在庭院中摆列好瓜果来乞巧。

传说在祭牛郎织女时，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妇女，就可得到吉祥。

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她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

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

守夜活动有不少男子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

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

坐具 诗中的“床”“榻”都是坐具。

床，最初只是卧具，后兼为坐具。

要了解“床”“榻”为坐具，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坐的形式。

先秦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跪坐形但直接跪坐在地上很不舒服，所以很早就有用席子来铺垫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席地而坐，即以席为 坐具。

坐时两膝着席，把臀部放在脚跟上。

这样，脚跟承受的压力太大，时间长了，就会酸痛。

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感觉臀部坐在较矮的床上或榻上要比坐在脚跟上舒服，所以，大约在秦汉时期，床榻开始成为坐具。

汉时的床榻比较低，大约有今天的一市尺。

床，一般体积较大，比较笨重，大多是室内固定家具；榻，体积小较轻便，大多是待客的临时用具，使用时移出，过后收藏。

因此诗中有“移我玻璃榻，出置前窗下”句。

两个人合坐的榻叫合榻。

三国时，孙权曾召鲁肃，二人“合榻对饮”，不可理解成二人躺在床上喝酒。

到了南北朝，床榻作为坐具在南北方就极为普遍了。

今天仍有不少地方把小板凳叫“脚床”，可能就是坐具名称演化的结果。

交通工具中的牛车 诗中有“其日牛马嘶”句，牛车自古就有。

由于牛的力气比较大且行动缓慢，所以，人们多用牛车来拉东西。

又因牛车车厢宽大，故又叫大车。

秦以前的贵族多数乘坐马车，极少有乘牛车的。

这种风气到了秦汉仍然存在。

西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

据《汉书》记载：朝中文武官员有很多人乘坐牛车，因此可以说此时乘牛车是出于无奈。

整个西汉和东汉前期，人们一直认为乘坐牛车是低贱的行为。

但到了东汉后期 ，风气大变，贵族官僚富户不再把乘坐牛车看成丢脸的事情。

《晋书》记载：“其后稍见贵之（牛车）。

自（东汉）灵、献以来，天子志士庶以为常乘。

”而《孔雀东南飞》所写时期（建安年间）正是东汉献帝时，所以“其日牛马嘶”中的“牛马”不能理解为偏义复词“马”。

太守给儿子迎亲，马车牛车因载人物的不同用途都被派上用场。

《孔雀东南飞》 译文 序说：东汉末建发（公元196-219）年间，庐江太守衙门里的小官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焦仲卿的母亲赶回娘家，她（回娘家后）发誓不不再嫁人。

她的娘家副迫她改嫁，她便投水死了。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而死）这件事，也在（自家）庭院的树上吊死了。

当时的人哀掉他们，写下这首诗记述这件事。

孔雀鸟向东南方向飞去，飞上五里便徘徊一阵。

“（我）十三岁能够织精美的白娟，十四岁学会了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能诵读诗书。

十七岁做了您的妻子，心中常常感到痛苦的悲伤。

您既然做了太守府的小官吏，遵守官府的规则，专心不移。

我一个人留在空房里，我们见面的日子实在少得很。

鸡叫我就上机织绸子，天天晚上都不得休息。

三天就织成五匹绸子，婆婆还故意嫌我织得慢。

并不是因为我织得慢，（而是）您家的媳妇难做啊！我既然担当不了（您家的）使唤，白白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您）现在就可以去禀告婆婆，趁早把我遗送回娘家。

” 焦仲卿听了这般诉说后，到堂上去禀告母亲：“我已经没有做高官、享厚禄的命相，幸亏还能娶到这个（贤慧能干）的妻子，结婚后（少年夫妻）相亲相爱地生活，（并约定）死后在地下也要相依为伴侣。

（我们）相处在一起不到二三年，（生活）才开始，还不算很久，这个女子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当，哪里料到会使母亲不满意呢？” 焦母对促卿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这个女子不讲礼节，一举一动全凭自己的意思。

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邻居有个贤慧的女子，名字叫秦罗敷，（长相）可爱，没有谁比得上，母亲替你去求婚。

（你）就赶快休掉刘兰芝，打发她走，千万不要挽留（她）！” 焦仲卿伸直腰跪着禀告：“孩儿恭敬发禀告母亲，现在假如休掉这个女子，我一辈子就不再娶妻子了！” 焦母听了儿子的话，（用拳头）敲着床大发脾气（骂道）：“你这小子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怎么敢帮你媳妇说话！我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恩情了，当然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 焦仲卿默默不敢作声，对母亲拜了两拜，回到自己房里，张嘴想对妻子说话，却抽抽咽咽话也说不成句：“本来我不愿赶你走，但有母亲逼迫着。

你只好暂时回娘家去。

我现在暂且回太守府里办事，不久我一定回来，回来后必定去迎接你回我家来。

为此，你就受点委屈吧，千万不要违背我的说。

” 刘兰芝对焦仲卿说：“不要再增加麻烦了！记得那一年冬末，我辞别娘家嫁到你府上，侍奉时总是顺从婆婆的意旨，一举一动哪里敢自作主张呢？白天黑夜勤恳地操作，我孤孤单单地受尽辛苦折磨，总以为没有过错，终身侍奉婆婆。

（我）到底还是被赶走了，哪里还说得上再回到你家来？我有绣花的齐腰短袄，上面美丽的刺绣发出光彩，红色罗纱做的双层斗帐，四角挂着香袋，盛衣物的箱子六七十个，箱子上都用碧绿色的丝绳捆扎着。

样样东西各自不相同，种种器皿都在那箱帘里面。

我人低贱，东西也不值钱，不配拿去迎接你日后再娶的妻子，留着作为我赠送（给你）的纪念品吧，从此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时时把这些东西作个安慰吧，（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我。

” 鸣啼了，外面天将亮了，刘兰芝起床打扮得整整齐齐。

穿上我的绣花夹裙，每穿戴一件衣饰，都要更换好几遍。

脚下穿着丝鞋，头上戴（插）着闪闪发光的首饰，腰上束着白绢子，光彩象水波一样流动，耳朵戴着用明月珠做的耳坠，手指纤细白嫩象削尖的葱根，嘴唇红润，象含着红色宝石，轻盈地踏着细步，精巧美丽，真是世上没有第二个。

刘兰芝走上厅堂拜见婆婆，婆婆不停地发怒。

（兰芝说：）“从前我做女儿时，出世后从小生长在乡间，本来就没受过什么好的教养，同你家少爷结婚，更感到惭愧。

接受婆婆送的钱财礼品很多，却不能承担婆婆的使唤。

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只是记挂婆婆在家里辛苦操劳。

”回头再与小姑告别，眼泪象连串的珠子掉下来。

（刘兰芝对小姑说：）“我初来你家时，小姑你刚能扶着床学走路，今天我被赶走，小姑你长得和我一样高了。

希望你努力尽心奉养母亲，好好服侍她老人家，初七和十九，在玩耍的时候不要忘记我。

”（兰芝说完）出门登上车子离去了，眼泪不停地簌簌落下。

焦仲卿的马走在前面，刘兰芝的车行在后面，车子发出隐隐甸甸的响声，一起会合在大路口，焦仲卿下马坐入刘兰芝的车中，两人低头互相凑近耳朵低声说话。

（焦仲卿说）：“我发誓不与你断绝关系，你暂且回娘家去，我现在暂且去庐江太守府（办事），不久一定会回来，我对天发誓，决不会对不起你。

” 刘兰芝对焦钟卿说：“感谢你忠诚相爱的心愿！你既然这样记着我，盼望你不久就能来接我，你一定要成为磐石，我一定要成为蒲草和苇子。

蒲草和苇子柔软结实得象丝一样，磐石不容易被转移。

我有一个亲哥哥，性情行为暴躁如雷，恐怕不会听任我的意愿，想到将来我心里象煎熬一样。

”接着举手告别，惆怅不止，两人的感情同样的恋恋不舍。

兰芝走进了家门，来到内堂，上前后退都觉得没有脸里。

刘母（看见兰芝回来）大为惊讶，拍着手掌说：“没想到你自己回来了！十三岁就教你纺织，十四岁就能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懂得礼节，十七岁送你出嫁，总以为你不会有什么过失。

你现在究竟有什么过错，没有人迎接你就自己回来了！”兰芝惭愧地对母亲说：“女儿实在没有什么过错。

”母亲听后非常悲伤。

（兰芝）回家才十多天，县令派了媒人上门来。

（媒人）说，县令家有个三公子，人长得漂亮文雅，世上无双，年龄只有十八九岁，口才很好，又非常能干。

刘母对女儿说：“你可以去答应他。

”女儿含着眼泪回答说：“兰芝才回来时，焦仲卿再三嘱咐我，立下誓言，永不分离。

今天违背情义，恐怕这件事这样做不合适。

那么你可以回绝来说媒的人，（以后）慢慢再讲这件事吧。

” 刘母告诉媒人说：“（我们）贫贱人家，有了这个女儿，她刚出嫁不久就被休回娘家。

（她）不能做府吏的妻子，怎么配得上县太爷的公子？希望你多方面打听打听（再访求别的女子），我不能就答应你。

” 县令的媒人走了几天后，不久太守派郡丞来求婚了。

……说太守家用第五个儿子，娇美俊逸，还没有结婚，请郡丞去做媒人，这是主簿传达下来的话。

郡丞直接对刘母说：“我们太守家，有这样一个好公子，既然想和你家结为婚姻，所以派我到你府上来说媒。

” 刘母谢绝媒人说：“女儿先前有过誓言，老妇我怎么敢（对她）说再嫁这件事呢？” 兰芝哥哥听到太守求婚被拒这件事，心中烦躁不安，开口对妹妹说：“你作这样打算怎么不好好考虑！前次出嫁得到的是一个小官吏，这次出嫁得到一个贵公子，运气的好坏相差得象天上地下一样，（好运气）足够使你终身荣耀富贵，不嫁给这样仁义的公子，往后你打算怎么办？” 兰芝抬头回答道：“道理确实象哥哥说的话一样，我辞别娘家去侍奉丈夫，半途回到哥哥家里。

怎么处理完全听从哥哥的主意，哪敢自己随便作主呢？虽然我与府吏立下誓约，但与他永远没有机会见面了。

立刻就答应太守这门亲事，就可以结成婚姻。

” 太守的媒人从座位上起来连声说：“是是，就这样办，就这样办。

”他回到郡府报告太守说：“我接受您交给的使命，到刘家去做媒，公子很有缘份，说媒很成功。

”太守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欢喜，（马上）查看婚嫁历，又翻看婚嫁书，便告诉郡丞：“婚期定在这个月内就很吉利，年、月、日的干支都相适合，好日子就在三十这一天，今天已经是二十七了，你赶快去刘家订好结婚日期。

”太守府内大家互相传话说：“赶快筹办婚礼吧！”（赶办婚礼的人）象天上的浮云一样来来往往连接上断。

装婚礼（物品）的船绘有青雀和白天鹅的图案，四角挂着绣有龙的旗幡，轻轻地随风飘荡。

金色的车子白玉镶的车轮，缓步前行的青骢马，套有四周垂着彩缨、下面刻着金饰的马鞍。

赠送的聘金有三百万，都用青色的丝线穿着，各色绸缎有三百匹，从交州广州采购来的山珍海味。

跟从的人有四五百，热热闹闹来到庐江郡府门。

阿母对女儿说：“刚才接到太守的信，明天来迎接你，为什么还不做衣裳？不要让婚事办不起来！” 兰芝默默不作声，用手巾捂着嘴哭泣，眼泪淌下就象水一样倾泻。

移动我坐着的琉璃榻，搬出来放在前面窗子下。

左手拿着剪刀和尺子，右手拿着绫罗绸缎（动手做衣裳）。

早晨就做成了绣花的夹裙，晚上做成了单罗衫。

阴沉沉地天快要黑了，兰芝满怀悉思，走出门去痛哭。

焦仲卿听到这个变化，于是请假暂时回来，到兰芝家还有二三里的地方，人伤心，马也衣鸣。

兰芝熟悉府吏的马叫声，轻步快跑去迎接他，悲伤失意地望着，知道（相爱的）人来了。

她举起手抚摸着马鞍，哀声长叹使人心都碎了。

说：“自从你离开我以后，人事的变化真料想不到啊！我有亲生母亲，逼迫我的还有亲哥哥，硬把我许配给别人了，你回来有什么指望的地方呢！” 焦仲卿对兰芝说：“祝贺你得到高升！我这块磐石方正又坚实，可以一直存放上千年，而蒲苇一时柔韧，就只能保持在早晚之间罢了。

你将会一天天地富贵起来，我一个人独自走到地府去吧！” 兰芝对焦仲卿说：“哪里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同是被逼迫，你这样我也这样，（我们）在地府下互相见面吧！（但愿）不要违背今天的誓言！”（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然后告别离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家里。

活着的人却作临死的诀别，心里的愤恨哪里说得尽呢？想到（他们）将要永远离开人世间，无论如何不能再保全（生命了）！ 焦仲卿回到家，走上厅堂拜见母亲说：“今天风大又非常寒冷，寒风摧折了树木，院子里的白兰花上结满了浓霜。

儿子现在就象快要落山的太阳一样，使得母亲在今后很孤单。

（我）是有意作这样不好的打算的，不要再去怨恨什么鬼神了！愿您的寿命象南山的石头一样长久，愿您的身体永远健康又舒顺！” 焦母听到（儿子）这些话，泪水随着说话声一起流下，说：“你是世家的子弟，又在大官里任官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妇人去寻死，（你和她）贵溅不同，（休掉了她）哪里就算薄情呢？东邻有个贤慧的女子，她的美丽在城内外是出名的，我替你去求婚，早晚就会有答复。

” 焦仲卿向母亲拜了两拜就回房，在自己的空房里长声叹息，自杀的打算就这样决定了。

（他）把头转向兰芝住过的内房，（睹物生情），越来越被悲痛煎熬逼迫。

（兰芝）结婚的那一天牛叫马嘶的时候，刘兰芝走进了行婚礼的青布篷帐，在暗沉沉的黄昏后，静悄悄的，人们开始安歇了。

（兰芝自言自语说）：“我的生命在今天结束了，魂灵要离开了，让这尸体长久地留在人间吧”！（于是）挽起裙子，脱去丝鞋，纵身跳进清水池里。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自杀这件事，心里知道（从此与刘兰芝）永远离别了，在庭院里的树下徘徊了一阵，自己就在向着东南的树枝上吊死了。

焦刘两家要求合葬，于是把两个人合葬在华山傍边。

（在坟墓的）东西两旁种上松柏，（在坟墓的）左右两侧种上梧桐，（这些树）条条树枝互相覆盖着，片片叶子互相连接着。

树中有一对飞鸟，它们的名字叫做鸳鸯，仰头相互对着叫，天天夜里直叫到五更。

走路的人停下脚步听，寡妇听见了，从床上起来，心里很不安定。

多多劝告后世的人，把这件事作为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啊！ 缜密完整 天衣无缝――谈《孔雀东南飞》的艺术结构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

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向为人们所称道。

本文仅就诗篇结构的缜密、完整以及艺术结构在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试作一些分析。

^^双线结构 交替发展 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

这是两条主要的线。

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

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

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

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

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

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

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

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

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

在焦、刘已相约同死之后，诗篇安排了仲卿辞母的情节，集中抒写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冲突。

仲卿、焦母的冲突也有两次。

第一次围绕着休弃不休弃兰芝的问题进行，结果仲卿在焦母的淫威下屈服了；第二次（即辞母的一次）冲突，围绕着仲卿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

在蛮横的焦母面前，仲卿发出了这样的怨言：“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你当初打错了算盘，就不要去抱怨鬼神了），这就明白指出焦母是悲剧的制造者，说明仲卿的态度有了转变。

诗篇把仲卿与母亲的诀别插在悲剧的结束之前，表明了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

焦母、刘兄主观上并不想酿制悲剧，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终于使他们充当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

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

诗篇一开始便交待了人物间的关系。

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

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

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

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离别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感情的纠葛。

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

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

她交待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

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

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

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

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

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

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

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

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控诉封建压迫，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

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穿插巧妙 繁简得宜 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

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

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

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

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

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

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

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

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

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

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

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

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

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

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

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

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

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

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

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

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

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

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前后呼应 互为映衬 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

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象征性?/div>。

刘兰芝也是一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看样子她是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

貌似她们家也是祖上当过啥的吧 ，莫非也是也是名门望族之后。

这或许是为了侧面说明 刘兰芝的好 优秀 从而衬托出 整个故事的悲剧之处 焦母的无理无情可恶之处 焦仲卿的懦弱无能 当然还有那是社会背景下的不公了。